早上七点，我蹲在小区门口的早餐摊前，看老板娘把刚出锅的油条塞进塑料袋。油锅里的油花噼啪炸开，她手腕上那串褪色的红绳跟着晃动——那是去年中元节她女儿编的，说能辟邪。我接过油条时，她突然压低声音：“你听说没？三号楼那对小夫妻，昨晚又吵架了。” 我咬了口油条，烫得直吸气。三号楼我熟，住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，总在凌晨两点提着公文包回家，脚步声像踩着鼓点。他老婆是幼儿园老师，有次在电梯里碰见，她正给女儿扎小辫，发梢沾着彩色皮筋，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。 “为啥吵？”我含糊地问。 “还能为啥？”老板娘擦着桌子，抹布在油腻的台面上划出深色痕迹，“他老婆说，上周女儿发烧，打他电话不接，最后是邻居帮忙送去医院的。他倒好，说在手术室，手机调了静音。” 我点点头。上个月在小区花园，见过那医生蹲在花坛边，手里攥着根烟，火星在暮色里明明灭灭。他老婆抱着女儿站在旁边，女儿举着根棒棒糖，糖纸在风里哗啦响。“爸爸，糖甜吗？”小女孩问。医生没抬头，烟灰掉在裤脚上：“甜。” 今天下班时，我在电梯里又遇见那对夫妻。医生背着个旧书包，拉链处挂着个毛绒小兔——是他女儿的。他老婆抱着女儿，女儿手里攥着张画，画上是个穿白大褂的人，旁边歪歪扭扭写着“爸爸是英雄”。 “爸爸，”女儿突然说，“今天老师教我们唱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，可我觉得爸爸也好。”医生愣了下，伸手摸了摸女儿的头，手指上还沾着消毒水的味道。他老婆别过脸，我看见她眼角有点红。 电梯到一楼时，医生突然说：“今晚我调班，带你们去吃肯德基。”他老婆没说话，只是把女儿往怀里拢了拢。女儿却欢呼起来，画纸掉在地上，被风吹得打转。 我弯腰捡起画，递给医生。他接过时，指尖微微发抖。